黄友义：翻译实践与翻译教育迎来转型发展新时代

作者简介：黄友义，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翻译》杂志主编。

文章出处：此文转载于《中国翻译》杂志2018年第三期。

原文标题：服务改革开放40年，翻译实践与翻译教育迎来转型发展新时代

《摆脱贫困》英法文版电子书上线  面向国内外读者销售

2017年5月，我随全国政协代表团到古巴访问。会谈时，古巴人大副主席提出希望中方赠送一批介绍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西班牙文版图书。我说可以提供一批书，但是西文版图书品种有限，对方说英文版也可以，透露出阅读中国的迫切心情。6月，我到非盟总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参加中非智库论坛。按照安排，我发言介绍出版不久的英文版《摆脱贫困》，内容是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在福建宁德担任地委书记时关于脱贫的讲话汇编。我发言后，一名与会者、埃及前副外长、现在是一家智库负责人把我叫出会议室，急切地说希望我帮助他解决阿拉伯文版版权问题。他表示，除去少数海湾国家外，阿拉伯世界大部分国家都面临着脱贫的问题，他希望通过这本书，向阿拉伯国家介绍中国的经验。同年12月初，就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出版不久，我到南非参加了两场这本书的书评会。与会的南非政要、教授和研究人员的发言质量之高、内容之深刻、观点之新颖让我震撼。作为这本书英文版的定稿人之一，我深深体会到了这本书出版的及时和重要。倍感今天这个时代中译外任务之光荣、使命之崇高。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曾经，中国领导人著作外文版发行量很小，介绍中国现实情况的图书鲜为人关注。如今，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提高、国际交流空前扩展，世界为中国打开了一扇宽阔的信息大门。当然，领导人著作只是世界对中国信息需求的组成部分之一。

对于翻译产业和翻译教育事业而言，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来。这个时代就是继续服务改革开放，更加注重服务经济和文化走出去、服务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和构建中国国际话语体系的时代。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翻译大发展时代、一个翻译教育深化和转型的黄金时代。

回顾40年来的发展变化，翻译界为改革开放、学习世界的先进文化、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上个世纪80年代我经常替亲朋好友翻译从国外带回来的电子笔、电子计算器等小家电的说明书。那时候，很难想象如今“一带一路”建设会对翻译提出的巨大需求，很难想象在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自己能有机会参与习近平讲话的翻译。

40年间，中国翻译市场逐步从以外译中为主，发展到以中译外为主。2013-2015年，中国输入版权分别为17613种、16321种、15973种，输出版权为8444种、8733种、8865种。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引入逐年下降，输出逐年增加。即使2016年输入与输出的数字分别增长到17174种和9811种，输出增加的幅度仍然大于输入的幅度。

根据中国翻译协会的统计，2011年中译外占据了整个翻译市场工作量的54%，第一次超过了外译中的比重，使中国翻译市场从输入型为主转变为以输出型为主。这一里程碑式的变化继续发展，2014年中译外占到了翻译总工作量的60%。

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是多样化的，但是增加比较快的一个突出领域是中国的时政类信息，包括领导人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中国自己在2014年出版了10个版本，国外陆续签订其他语种的翻译和出版合同，加在一起，2018年将达到28个版本。第二卷2017年10月底中文版刚一面世，就有16个国家的出版机构签约翻译出版非通用语种版本。

说明翻译发展的另一个最新案例是2017年底的中国翻译年会，两天时间共举办了大小38场论坛，700多名与会者聚集一堂探讨涉及翻译的各个领域：国家领导人的翻译与翻译公司代表同堂切磋，翻译技术开发人员与文学翻译家竞相登台，翻译实践者与翻译理论研究者轮流亮相，翻译行业管理者与翻译教育者相互启发，翻译聘用企业与译员个人面对面谈判，这标志着整个翻译业进入一个走向成熟发展的新阶段。

作为发现和选拔翻译专业人才的全国翻译资格水平考试2004年推出后经历了长期的缓慢的被认识被接受的过程之后，近两年经历了井喷式的发展。参加考试人员从2015年的9万名迅速增加到了2017年的15万名。申报全国高级翻译专业技术职称评审的人员不仅包括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译员，还拓展到了民办翻译公司和高校教师的范畴。

与此相关，翻译专业教育发展更加迅猛。到2018年将有246所高校设置翻译专业硕士课程，年度招生将近万名，加上每年举办的暑期翻译师资培训班，形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专业翻译培训项目。

更加喜人的发展是越来越多的翻译院校为满足社会需求打破学科界限，由翻译专业院系牵头，同新闻传播院系等其他机构合作创立研究和实践机构，如四川外国语大学的国际话语体系研究院、上海交大外院的国家形象研究中心、郑州大学外院的外交话语翻译研究中心、兰州城市学院设立的甘肃文化翻译中心和宁波大学组建的浙江翻译研究院等犹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这些机构陆续开展了研究项目或推出了翻译成果。

中国翻译界发展的脚步当然不会局限在国内。2017年8月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举办的第21届世界翻译大会上，第一次有中国翻译企业成为首席赞助商，并在开幕式上做主题报告，介绍中国人工智能翻译的最新发展。有10多位中国学者在会上发言。这与22年前在澳大利亚举办第14届世界翻译大会时，与会中国代表寥寥无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今举办世界翻译大会没有中国代表发言已经成为不可想象的事情。

就是在这个会议上，许多发达国家的与会者对中国翻译界通过语言与大数据的结合，在机器翻译创新方面取得的进展惊叹不已，甚至承认他们开始落后了。如今，人工智能翻译在中国的开发和应用日新月异，大大拓展了翻译领域，减少了低层次重复翻译，推动翻译行业向更快、更高、更好发展。

40年来翻译事业进展突出，上面的概述也只能挂一漏万。然而，必须看到，我们面对的挑战也是巨大的。

第一个挑战是人才，特别是高层次专业翻译人才的极度缺乏。2017年9月有关部门决定组建两个多语种翻译班子，一个翻译十九大报告等文献，一个翻译《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十九大文献接近4万字如期完成，《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约30多万字，在最初设想的时间内只完成了英文版。其他文种的完成则要等到2018年以后了。由于高层次专业翻译人数不足，中央文献的外文版本与中文不能同时发布的情况还将继续。

第二个挑战是认识严重不足。翻译，尤其是中译外的重要性还远没有被社会所认识。许多人仍然认为，翻译就是两种文字转换，如同把方言变成普通话一样轻而易举。由于认识不到翻译是两种文化和思维习惯的沟通，而不是简单的文字转换，人们可以为文体明星一场表演一掷千金，却不愿意为翻译的跨文化传播付出相应报酬，不尊重高翻，不提供相应条件。缺乏重视、待遇有限严重限制了翻译人才的成长和队伍的壮大。

在国内外饱受诟病的公示语乱象很大程度上缘于社会对翻译，特别是中译外难度认识的缺失，导致聘用非专业人员去从事高度专业化的工作。这样可能一时省了钱，却达不到传播的目的，反而造成不良国际影响。

认识不改变，就不会有正确的政策和措施。小，可以造成公示语的错译，但从大的方面看，这种做法如何能够实现用外语构建中国国际话语体系？不能不承认，目前中文在世界上的使用局限性很大，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也难以成为国际上通用的第一语言，真正全球化交流还是依靠英文。

第三个挑战是翻译市场远没有实现依法治理。全国语言服务企业在2015年已经达到72000多家。如果平均一家有15名员工，至少也会达到百万之众，加上各类兼职翻译，这是一个庞大的语言服务队伍。随着翻译量的增加，人们估算翻译年营业额超过300多亿元，语言服务业营业额超过2000亿，且每年以两位数增长。由于缺乏成熟的法律法规，翻译市场恶性竞争、不按规律办事、缺少质量监督等情况一再出现。这不仅危害了服务对象的利益，也导致翻译队伍处于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境地。

分析翻译界面临的挑战，必须从大处着眼。从我国发展所处的历史坐标看，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从中国在世界所处的空间坐标看，我国仍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就翻译而言，对内，我们要继续研究国外，学习对我有利的先进之处；对外，要加大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开拓市场，输出产品与技术，传播我国基本理念，这也就决定了中国必将是个翻译业进一步发展的大国。

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翻译事业同样面临着需求不断增长和供给不平衡和不充分的矛盾。破解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矛盾的方案，就是翻译事业发展的根本出路。

国家的进步，推动了翻译事业的发展；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给翻译界带来了发展新机遇、新动能。展望未来，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寻求突破。

第一，人才的培养必须“从娃娃抓起”。不久前一位老师在审阅学生期末考试卷时，发现全班近20人把“党的十八次代表大会”翻译得五花八门，却没有一个是正确的。有的教授鼓励学生用英语介绍家乡所在省份的文化特色，没有一个学生有勇气发言。老师们说，问题出在教育内容上。由于历史的原因，过去注重对学生外国语言和外国文学素养的培养，导致对学生中译外能力和知识培养严重不足。

当然，造成这种现象有其历史原因，也需要时间才能真正改变。中国是世界大国，要在全球治理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外语是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既要重视外国语言和文学的研究和教育，也要重视中译外能力的培养。既要帮助学生夯实语言基础，又要拓展他们的知识面。既要培养他们扎实研究的能力，也要培育他们善于从事国际交流的本领。既要加强学生的文学素养，也要培养他们多面手的服务意识，为“一带一路”建设和参与全球治理培养足够多的具有责任感、使命感、荣誉感的实践型外语人才。

需要指出，过去40年，传统的外国语言和文学的研究和教育方式在改革开放阶段具有百分之百的重要性，但是在新时期，必须在原来的基础上，向前迈出一大步，外语教育再也不能停留在对外国语言和文学的研究上。一位国务院部委负责人惊讶地发现一所大学还在教授古西班牙语，而在西班牙早已没人关注。也还有院校仍然花大力气教授莎士比亚，而在英美国家这种行为早已成为小众之作。面对新形势、新需求，应该把对外国语言和外国文学的研究成果和掌握能力更多地用于推广中国文化，拓展市场和传播中国理念上。

第二，理论研究与实践必须双轮驱动。实现政产学研的结合，已经在翻译领域成为共识并有了实际效果。但从历史角度看，在翻译领域，研究与实践长期分道而行，鲜有互相借力。更多的情况是，理论研究受到重视颇多，而实践得到的关注不足。在谈到研究生教育时，中央领导曾经指出：“专业学位教育快速发展，同时也存在不少短板，如研究生实践创新能力不强、与职业资格衔接不紧密、质量评估和评估针对性不够、国际化水平还不高。”

这种情况在翻译教育领域同样存在。教育部反复强调，研究生教育就是要“服务需求、提高质量”。“经过多年努力，基本实现了专业学位与学术学位‘地位平等、标准统一’的目标，专业学位培养模式得到广泛认可，不再感觉‘低人一等’。”这种局面对于培养社会急需的实践型翻译人才得来不易。当然，强调实践绝对不意味着放弃理论研究，而是要提高研究的质量和增强时代性。特别是针对社会和技术的变化，需要强化针对中译外的理论研究，才能更好地服务需求，提高质量。

第三，翻译必须加大国际交流。翻译本身就是跨文化的一种业态。尤其中译外，更需要外国译者的参与。到目前为止，在语言领域，似乎外国人来华讲课多，讲课内容理论话题多，翻译实践则参与少。随着中译外工作量的增加，按照翻译的一般规律，自然需要有更多的外国人投入到翻译实践中来。事实上，从文学到科技，越来越多的作品由外国译者承担。

国际翻译合作的另一个方面是通过外国人的参与，大大提高中译外难点问题的翻译效果，更加准确地构建中国的国际话语表述体系。中国翻译研究院每年组织一次中译外翻译工作坊，选择熟悉中西文化和语言的海外人士与国内的翻译专家围绕中译外难点切磋探讨，提供标准译法。虽然耗时费钱，却能提出一些具有标志性的解决方案。翻译工作坊的举办可谓“一字千金”，一方面投入高，另一方面其成果价值连城。为了吸收更多的外国人参与到中译外事业当中，需要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措施，创造相应的工作环境。

第四，翻译行业必须强调依法治理。翻译既是一个竞争的行业，更是一个团队合作性质突出的行当。竞争有序才能促进翻译业的良性发展。长期的健康发展有赖于一个高度法治的环境。翻译行业最终需要通过立法促进和保障发展。当前，应该发挥协会作用，推动行业标准制定，加大行业内部监督。不久前中国翻译协会推出语言服务行业诚信信息发布平台，这是行业加大自律行为的一个步骤。全面法治翻译市场的创建是一个长期过程，这个过程占用时间越短，越有利于翻译行业的快速良性发展，而这个过程需要相关各方的共同努力。

回顾40年，我们有充分理由感到自豪。展望未来，我们倍感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