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王银泉教授力作《挖掘“中学西传”研究的时代内涵》

在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主导的长达二百余年的中西文化交流活动中，“西学东渐”因其对中国科技进步和社会变革的推动作用而受到后世研究的青睐。但是，文化交流是互动的、双向的。值得关注的是，远在四个多世纪前，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一经传播，就受到西方知识界的普遍青睐和高度赞扬。

如今，加强对“中学西传”的研究并挖掘其时代内涵，不仅在于依据新的史料和学术观点，以全新的视角去解读中西文化交流的轨迹，重新审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西方知识体系和文化思想曾经产生的巨大影响，更重要的是通过“中学西传”研究，可以厘清中西文化科技交流双向互动和双向受益的源头及发展脉络，证明中国文化对于世界文化的意义及贡献，公正客观看待中外文化与文明多元特征，证明西方模式并不是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唯一路径，从而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

　　在人类历史中，文明间的交流、碰撞历来都是各种文化发展的动力和文化变迁的重要原因。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长河中，“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作为双向的东西方文化交流过程，相辅相成，促进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互鉴互融，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通过“中学西传”活动，中国文化对欧洲社会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有观点认为，欧洲启蒙运动实际上就是欧洲的思想界借中国文化对自己文化的一次更大规模的改造。就“中学西传”形成规模效应并对欧洲思想文化产生重要影响而言，学界的普遍认识是，其源头在于明末入华的西方耶稣会士，以利玛窦1582年抵达澳门为肇端，以1687年法国五位“国王的数学家”抵华为分水岭，直至被称为“最后的耶稣会士”的钱德明1793年在北京去世，总共持续了211年。

　　就“中学西传”涉及面而言，孔孟之道、老庄哲学、儒释道精神，乃至中医文化和农耕文明，中国文化对欧洲思想文化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通过书信往来和译介中国典籍等方式，促进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如早期来华耶稣会士利玛窦、金尼阁、殷铎泽等完成了四书五经等儒学经典的翻译，卫匡国、曾德昭和冯秉正完成了中国史书的编译，而柏应理1687年在巴黎刊印了由他和殷铎泽等编译的《中国哲学家孔子》，系欧洲文化首次系统全面接触到儒学文化，对欧洲启蒙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又如，以白晋为首的1687年后来华法国耶稣会士的目的性非常明确，主要使命就是考察和发现中国，因此其对于中国问题的研究投入了更多精力。他们研究中国学问的目的，既是为了传教的需要——为天主教在中国儒家哲学中寻找对接点，更是为西方寻找更为理想的社会制度楷模。白晋的《易经》研究影响了莱布尼茨的二进制研究，而莱布尼茨的哲学思想对德国哲学家康德、黑格尔等人，都产生了直接影响。

　　再如，经由来华耶稣会士传到欧洲的“中学西传”成果还促成了法国重农主义思想的兴起，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1694—1774）提出了“农民穷则国穷”这样寓意深远的格言，认为农业人口的就业增长和农业繁荣将刺激贸易和工业。魁奈主张的“以农为本”思想，正是来源于儒家的重农思想。他的重农主义社会实际上是以中国为蓝本的，因为中国的社会制度通过来华传教士发回国内的书信介绍，在欧洲大陆被广泛传诵，尤其是中国朝廷的亲农政策无疑为重农主义者提供了思想材料和有力论据。

　　耶稣会士卜弥格是第一个将中医知识系统全面介绍给西方的欧洲人，向欧洲翻译传播了若干重要的中医著作，促进了欧洲对中医文化的认识与了解，尤其是促成了欧洲专业汉学的诞生。巴多明、殷弘绪等来华耶稣会士也通过书信，介绍了中医药文化的独特价值，为中医药文化在西方的认知认同作出了突出贡献，证明了中医是成熟的、西医不可替代的科学，中医药文化可以造福全人类。

　　又如，康熙帝派遣白晋返回欧洲招募来的耶稣会士巴多明、马若瑟、雷孝思等一行，于1698年11月4日抵达广州。其中，巴多明、马若瑟和雷孝思等人在华期间，通过翻译活动和科学考察等方式，开创了中国-欧洲对话的高峰，成为法国早期汉学的先驱。巴多明和雷孝思等人还参与了康熙帝组织的全国大地测绘，绘制了中国第一幅实测全国地图——《皇舆全览图》，成为当时中国最科学、最优秀的全国地图。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德国期间，德国总理默克尔赠送给习近平的德国绘制于1735年的中国地图，其蓝本就是《皇舆全览图》，进一步印证了中西文化科技交流的双向互动和双向受益。

　　“中学西传”的贡献不仅在于促进中华文明在西方的传播，影响西方的思想家和科学家，加深中西之间在思想体系和文化传统之间的调适与融合，而且在东西文化寻求共同性和互补性的过程中，促进双方在文化上的相互吸收和借鉴。

　　就中国文化的西传及其对西方文化的积极影响而言，中西两大文化体系之间蕴含的某些共性及其相互交流的互补性，是“中学西传”的显著特点。“中学西传”既有助于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帮助外国人认识中国，又有益于中国人深化对自我的认识。当前我们积极关注和研究“中学西传”，其重要意义在于它为我们重新理解中西文化关系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即在“碰撞与交融，共性与差异”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如何围绕“中国梦与当代中国价值追求”“中华传统文化的当代阐释”，让世界更加深刻地认识和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促进中外文化和思想的汇通，跨越历史传统与文化身份的隔阂，倡导由对话而增进理解，因理解而尊重差异，从差异而达致和谐，实现同归而殊途，开辟中外文化进行深层对话的可能性。这也是今后“中学西传”研究应该持有的基本态度和热点趋向。

　　进一步做好“中学西传”的研究，我们还必须有学术批评的视角，必须在多元文化交融互鉴的观照之下，打破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因为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显然存在着“以西方之心度世界之腹”的明显局限。同时还必须认识到，西方对中国文化常会误读、曲解甚至污蔑。对此，中国学者就更有必要坚定文化自信，掌握话语权，以此打破西方的文化霸权。

　　无论是对于中外文化交流、中外人文交流还是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学西传”研究都具有强烈的时代内涵。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今后推进“中学西传”研究，应该在积极吸收历史上“中学西传”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赋予“中学西传”新的时代内涵，为中国提升全球治理能力、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作者：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明清耶稣会士翻译与中西文化科技交流”负责人、南京农业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