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 专家观点

提要

“一带一路”倡议的基本内容是实现相关国家间的“互联互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这“五通”之实质，就是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必须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实现全球治理。

语言是人类用于交际和思维的最为重要的符号系统，是文化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亦是文化最为重要的承载者、阐释者和建构者( 李宇明 2018a，2018b) 。中国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建设中，为全球治理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的过程中，必须充分重视和发挥语言的作用。本文从语言的沟通功能、国际话语权获取、全球语言生活治理等方面，讨论语言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并就国家语言能力提升提出一些看法。

全球化如同推土机，将世界不同文化社团的藩篱逐渐推平，将不同文化的人们汇聚起来。

快速便捷的交通急速缩小了不同国家、地区人们之间的时空距离，“地球村”的感受更为真切。迅猛发展的互联网实现世界网通，促成虚拟空间的全球化，而虚拟空间的全球化在不断加速现实世界全球化的进程( 参见 Smith 2002; 俞可平 2002; 韩震 2013) 。

“地球村”需要全球治理，国际反恐、气候变化、跨国犯罪等诸多问题都不能由一国单独应对，而要“全村”磋商。全球治理的前提和手段之一就是沟通。全球化、互联网、快速交通等只能缩短时空距离，沟通才能缩短心理距离; 要打开各民族的“心锁”，须有便于沟通的语言钥匙。

语言有“通事”和“通心”之别。通事者，主要沟通信息; 通心者，易生情感共鸣。一般说来，外语的主要功能是“通事”，母语则既能“通事”，更能“通心”。全球治理既需通事，更需通心。比如，“一带一路”可将英语等作为通用语，但英语只能通事而难以通心，欲表情、通心需用沿线国家和地区人民最乐意使用的语言( 李宇明 2015) 。

语言本体及其社会地位是平等的，但在语言生活中发挥的功能却有差别，甚至有巨大的差别。根据沟通功能的强弱，世界语言可以分为五大方阵（1）:

第一方阵，英语。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英语成为世界强势语言。经过此后几十年的发展，英语已经成为世界各领域的“通用语”。

第二方阵，国际语言及区域语言。除英语之外，世界上还有 20 多种有影响力的“大语言”，如法语、汉语、西班牙语、俄语、德语、阿拉伯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日语、朝鲜—韩语、斯瓦希里语等。

第三方阵，各国国语或官方语言。国语或国家官方语言都有政治地位，且往往有一套“语言维护系统”，具体包括法律、执法机构、学术组织、教育部门等，因此也是较有影响力的语言。第一、第二方阵的语言都是某些国家的国语或官方语言。除去前两个方阵的语言，这一方阵的语言约有 100 来种。

第四方阵，国家内部的地方性大语言或大方言。这类语言或方言约有 80 多种，拥有不少使用人口，在地方上影响力较大，如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语、印度的马拉地语、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语、中国的藏语以及属于汉语方言的闽南话、广东话等。需要说明的是，这些语言有不少其实也是跨境语言，如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旁遮普语，印度、斯里兰卡等地的泰米尔语，中东地区的库尔德语等。

第五方阵，其他“小语种”。这一方阵的语言约有6 000多种，它们与外界的通事能力较弱，但对于使用它们的民族乃至全人类来说依然具有重要文化价值。

第一、第二方阵的 20 多种语言是当今世界上异常活跃的强势语言，是当代人类知识的主要承载者和阐释者。因此，国家必须“熟练掌握”这些语言。与个人熟练掌握一种语言不同，国家对一种语言的熟练掌握起码应达到三个要求:

( 1) 能用语言进行口头和笔头交际;

( 2) 掌握语言知识和语言技术，能够进行语言翻译和知识交流;

(3) 形成较为完整的语言教育体系。

前四个方阵约 200 种语言( 方言) 在当今全球交际中最具能量，掌握了它们基本上能与世界人民进行有效沟通，真正拉近心理距离，实现全球善治。显然，要拥有“20/200”种语言能力，我国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在全球治理中，汉语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汉语( 海外也称“华语”) 可以实现与海外华人、华人社会“通事、通心”，特别是近几年提出的“大华语”理念有利于增强各地华语的向心力及其世界辐射力( 参见郭熙 2012; 王建勤等 2015; 周清海 2016; 李宇明 2017a) 。华人的世界影响力越来越大，通过华人和华人社会影响其他人和有关地区也是重要的沟通方略。当然，汉语还是世界第二方阵的语言，世界汉语学习者据称近亿，来华留学人数每年已超 40 万，他们多数都能成为中国与世界沟通的津梁，因为语言学习常能产生语言感情。

今天的世界正处于“互联网+”时代，世界的语言沟通要注重利用互联网，注重运用现代语言技术。互联网背景下的现代语言技术可在信息的收集、研判、推送、翻译四个环节发挥重要作用: 海量信息通过互联网的语言搜索可被“一网打尽”; 具有语言统计分析功能的软件可对信息进行愈加可靠的分析研判，为信息甄别和行为决策提供参考; 通过自动推送、精准推送，合适的信息可被及时送至合适的对象; 最重要的是自动翻译技术的发展能够节省翻译成本，当然重大事项翻译还需依靠高级翻译专家，而不能过分依赖机器翻译。

话语权是大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必要条件。国际话语权的获取是一个渐进过程:

( 1) 声音能够传出去，让人听得到;

( 2) 说话能够吸引人，有人愿意听;

( 3) 不仅有人愿意听，而且能让人听明白;

( 4) 不仅能让人听明白，而且还能让人相信;

( 5) 不仅能让人相信，而且适宜之时，他人还能来帮腔;

( 6) 遇事能让人主动听你说，还能请你设置话题。

通俗来讲，话语权就是“有理说得出，说了传得开”。自( 2) 至( 6) 都算是具有话语权，只是权之分量不同。“愿意听，听明白，相信了，帮腔呼应，设置话题”，既显示获取话语权步步发展的过程，也体现话语权的逐渐加强。设置话题是最大的话语权，也是获取话语权的高级阶段。

话语权不仅表现在国与国的双边关系中，也表现在国际组织代表的多边关系中; 不仅表现在政府间的外事交往中，也表现在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运作中，还表现在世界各国民众的各种交流中。新时代的全球治理必须“重心下移”，面向民众，重视民间交流。这是话语权领域一个较新的课题，能够减轻几十年来通过政府获取国际话语权的“路径依赖”。

国际话语权的获取不能一蹴而就，它是一个渐进过程，而且需要国际话语体系的支撑。构建能够体现我国话语权的国际话语体系需要用心，需要耐心。

首先，主动了解国际话语规则。人类的话语规则基本相似，但每种语言、文化各有特点。不了解国际通行的话语规则，就可能产生误会，得不到话语权，甚至得而复失; 而不了解每种语言、文化的交际特点，也可能产生误会，甚至引发语言冲突乃至语言战争。中华文明历史悠久，蕴含独特的文化传统; 汉语属于汉藏语系，与其他语系语言之间具有较大的“语言距离”和“文化距离”，因此我们的话语规则与国际话语规则、我们的语言文化与其他语言文化的特点有所不同甚至较为不同。了解国际通行的话语规则，了解“20 /200”种语言的交际特点，是一项重任。历史上，中国是一个注重“取经”的国度，今天我们还要发扬这种传统。

其次，持有积极的话语态度。在一切需要发言之处、在一切有话可说之时，都要主动讲话。在国际场合，不能把念稿当作任务，不能把“谦让、慎言”作为美德。话语权的争取不仅在会上，也在会下; 外交官、学者、记者甚至一般人的活动都要有积极的话语态度和话语行为。

第三，重视国际话语体系构建。话语是表达方式，也是一套概念体系。“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商共建共享”等就是近年来提出的新概念，是体现中国智慧的新话语。语言具有“建构文化”的功能，语言的力量在于构造新概念、传播新话语。研究国际话语体系就要研究国际流行话语，特别是具有话语权的话语概念体系，并在此基础上“重释”或补加，从而演绎出新的话语体系。

第四，探讨中华文化的国际表达。由于中国语言、中华文化与其他语言文化，尤其是西方语言文化之间距离较大，因此必须寻求中华传统文化观念和中国当代理念的国际表达。这是一项长期且艰巨的任务，需要国人努力，也需要国际社会助力。海外华人和华人社区既传承中华文化，又了解海外社会，更有利于中国理念的国际表达。在华或曾经来华的留学生有在中国学习、工作或生活的经验，相对熟悉汉语和中华文化，甚至怀有中国情结，因此也较容易理解中国话语，能够较好传播中国理念，讲述中国故事。留学生的优势还在于知道使用何种方式讲述什么样的中国故事，因而他们的中国故事也最容易打动他们的同胞。在话语体系构建和话语权争取上，要特别重视发挥海外华人和留学生这两个群体的作用。

第五，树立强烈的话题设置意识。设置话题是话语权和话语能力最重要的表现。在了解国际话语规则、养成积极话语态度、构造新概念、传播新话语的基础上，我们还要有强烈的话题设置意识，具备话题设置能力。只有在全球治理中积极设置话题，才能变被动为主动，变应对为引领。

当然，国际话语体系构建和国际话语权获取是一个系统工程，既要实施上述“软工程”，也要实施机构、设备等“硬工程”; 既要依托国家的“软实力”，也要发挥国家的“硬实力”。说到底，国际话语权取决于国家能够取得什么成就，能为人类做出什么贡献。我国的话语权就是我们在国际上能够塑造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形象”。

全球治理的问题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社会热点问题，一类是社会基础性问题。社会热点问题广受关注，如国际合作、国际争端调停、反恐维和、粮食与饥荒、教育发展、世界卫生、国际贸易、大气污染、外太空和平利用等。基础性问题主要涵盖宗教、文化和语言三个方面。这两类问题常常互相交织，基础性问题处理不好会转化为热点问题，热点问题的解决则有赖于基础性问题的解决。

全球语言生活治理是全球治理的基本内容之一。当前，全球语言生活中的主要问题体现在语言冲突、语言濒危、英语独大、信息边缘化、语言智能、语言资源建设等方面，需要逐一研究解决。

1.语言冲突

语言冲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益突出的国际语言生活问题。在新独立国家的国语选择过程中，在多语多方言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各种语言矛盾频发。这些语言矛盾处理不当就会激化为语言冲突甚至流血事件，引发语言战争，比如巴基斯坦因“双国语”之争导致的国家分裂，苏联地区、前南斯拉夫地区延续至今的语言冲突，比利时因语言问题而不断爆发的政府危机等。

语言冲突是语言矛盾的激化。语言矛盾具有四个特点: 一是“普遍性”，多民族、多方言国家都存在语言矛盾; 二是“伴生性”，语言矛盾常由社会矛盾诱发，或是诱发社会矛盾; 三是“潜伏性”，今天的语言矛盾可能昨日就已在积聚，今天的语言矛盾也许会在明天激化; 四是“反复性”，同一语言矛盾会在不同历史时期反复引发冲突。当下的地区热点事件和国际冲突多数伴有语言问题，虽然冲突的本源未必是语言问题。正视语言矛盾，减缓语言冲突，避免语言战争，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是全球治理的重要任务。

2.语言濒危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可的《世界的语言》( 第20版) 数据，全世界有7 099种语言( 包括聋人手语和一些方言) 。专业人士估计，到 21 世纪末 90%的语言可能消亡。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奥德蕾·阿祖莱在2018年国际母语日致辞中指出: “语言不仅是一种交流工具，语言是人类的基本条件。语言积淀着我们的价值观、信仰及身份认同! 我们通过语言传递经验、传统和知识。语言的多样性反映了我们丰富多彩的想象力和生活方式。”的确，语言并不只是一个符号系统，语言还是一个知识体系。语言结构包含“非结构”知识，这种知识需要借助语言技术才能获取; 语言记录的内容含有可以直接读取的各种知识。语言中贮存的世界知识及各民族的认知方式、发展历史等，都是人类不可复得的文化资产。

人类语言贮存的“世界知识”中有很多尚未进入当今“科学体系”，比如太平洋土著人关于海洋管理的知识、鄂伦春人关于山林的知识等。寻求应对语言濒危的方案，采取抢救濒危语言的有效举措，全力保存、保护人类的文化资产，是最为急迫的全球性语言问题。

3.英语独大

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为人类沟通提供了很大便利，对全球治理无疑具有积极意义，然而其消极性也颇为明显:

其一，英语不断挤占其他语言的运用空间，传递愈来愈大的“语言压力”，引发相关语言的不安，埋下潜在语言冲突。

其二，英语损害文化多样性。语言是“世界观”，是思维工具，是思想成果的载体。如果人类都用英语来思维，人类的文化都用英语来表达，那么人类五彩缤纷的思想和文化就会被英语这张“语言滤网”过滤得异常单调，严重妨碍人类进步。

全球治理必须探索“一语独大”的应对方略。

4.信息边缘化

自互联网诞生以来，人类开始构筑虚拟空间，虚拟空间的语言生活就此出现。随着信息化特别是现代语言技术的发展，虚拟语言生活的重要性日渐凸显。虚拟语言生活不仅是新词语的“主产地”、新话语的传播地，甚至还是现实语言生活的引领者。长此以往，人类的信息将主要贮存于虚拟空间，人类的语言生活将主要在虚拟空间展开。一些国家和地区、一些人群由于硬件和软件的限制，不能或不能顺利进入虚拟空间，没有或没有足够的虚拟语言生活，从而被信息边缘化。

信息时代最大的不公平是信息不公平，信息边缘化必然带来贫穷落后。这是需要认真对待的社会问题。

5.语言智能

人工智能研究已经开展数十年，但在阿尔法狗完胜围棋大师之后才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人工智能将把人类带入一个新的时代——智慧时代。工业时代延伸的是人类的体力，智慧时代延伸的是人类的脑力，而人工智能说到底主要是语言智能。在全球治理中，发展是硬道理，如何促进语言智能发展、迎接智慧时代的到来，是当今时代的重大世界课题。

随着语言智能发展，人与机器人共事的时代即将到来，这一方面会促进社会生产的智能化，但另一方面也必然加快生产行业、生产方式的大调整，进而带来失业、再就业以及教育改革等社会动荡与社会适应。机器人“入世”也会引发一系列伦理学问题，比如机器人对待人类的“善心”问题等。语言智能引发的伦理学问题需用国际公约来解决。

6.语言资源建设

语言是人类重要的文化资源，通过语言资源建设来应对语言濒危十分必要。语言保护非一人一国之力所能完成，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重视，需要全球语言学家和语料库学家共同努力，建立科学的自然语言采集、标注、建库、共享等技术规范和社会规范。

除了语言保护之外，语言资源建设还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语言智能的发展建立在语言大数据，即语言资源之上。在语言智能语境下，语言资源还是经济资源，是生产力要素。与语言智能相关的语言数据管理已经超出语言学家、语料库学家的职权，成为国际社会应该主动担当的不辞之责。

中国正在最大限度地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为充分发挥语言的作用，依据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参与全球治理，我国必须进一步提升国家语言能力。国家语言能力是指国家利用语言处理海内外事务和发展自身的能力。为提升全球治理背景下的中国语言能力，我们需要采取如下举措。

1.加强语言学科建设

虽然在全球治理中发挥语言的作用不全是语言学科的职责，但语言学科必然起着主力作用。1898年《马氏文通》的出版标志着中国语言学进入现代时期。120年来，中国语言学经过几代学人殚精竭虑的“跟跑”，终于获得了在国际语言学领域有望“并跑”、在一些方面可望“领跑”的地位。

2017 年 9 月，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公布，其中明显属于或包含语言学的“一流学科”就有“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语言学、现代语言学”四个学科，涉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延边大学等 11 所大学的 17 个学科。语言学大概是国家“一流学科”建设中规模最大的学科。

一流学科建设名录说明两个问题: 其一，中国语言学已经有了较大发展，基本具备为全球治理服务的基础。其二，中国语言学要更出色地完成全球治理任务，必须进一步加强学科建设，当务之急是进行学科整合，建立语言学一级学科或学科群。中国的语言学目前分散于不同语种之中，呈现出语种分割的碎片状，就连上述“一流学科”的四个名称都缺乏内在逻辑。从学术发展的现状来看，中国语言学已经是一个大学科群体，拥有 10 万余学人，横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学等学科。被语种分割的中国语言学必须进行学科整合，才能织起纲举目张的语言学大网，集中力量成大事( 参见李宇明 2018a) 。

2.推动语言研究从本土走向世界，从结构走向话语

中国语言学界具有很强的本土意识和家国情怀，努力研究解决中国在发展中的语言问题，同时创新语言学习的方法和理论，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中国语言和方言的调查研究，中国语言政策的制定、执行与调适，中国的母语教育、民族地区的国家通用语言教育、外语教育、海外华语文教育及汉语国际教育，中国文字的考释、整理与研究，中国的术语规范和辞书编纂，中国的计算机语言理解等，都承载着中国语言学界数辈人的努力、情怀与贡献，闪烁着中国语言学人的智慧。但是，随着参与全球治理的广度和深度提升，中国语言学也要不断开阔视野，研究国外各种语言，研究各个国家与国际组织的语言政策和语言生活。为此，我们不仅要有外语教育家，还要有大批从事外语研究的语言学家、国际语言政策和语言生活学家。

中国语言学界历来重视语言结构研究，也即“本体研究”。应用语言学发展起步较晚，以话语为中心的语言运用研究，包括话语体系和话语权方面的研究，相对来说还比较薄弱。话语研究是考察语言的真实状态，探究个人、社团的语言运用; 话语研究对意识、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巨大，对全球治理的功用也极为显著，语言学界必须给予充分重视。

3.做好国家语言规划，培养公民的多语能力

语言规划是国家语言政策制定、调整和实施的系统工程，直接关乎国家的语言能力( 参见Wright 2012; 文秋芳 2016b; 李宇明 2018a 等) 。语言规划既要以语言生活的现状为依据，又要能够引领语言生活的发展。语言教育是提升国家语言能力的基础，因而语言教育规划也是语言规划的基础。

母语是文化之根，母语及母语文化能够直接回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等问题，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向何处去”。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母语教育规划包括汉语母语教育和少数民族母语教育。汉语母语教育规划还要考虑与港澳台母语教育的衔接，与海外华人华裔母语教育( 华语文教育) 的衔接，要重视运用“大华语”理念( 参见李宇明 2017a) 支持全世界华人的母语教育和中华文化传承。少数民族的母语教育直接牵涉民族的语言权利和国家语言资源的卫护，牵涉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少数民族的母语教育要注意与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教育的统一协调; 我国的民族语言中有 30 多种是跨境语言，因而也需充分注意、恰当处理跨境语言问题。

外语教育是提升国家语言能力的重要途径。外语教育规划首先是语种教育规划，根据全球治理的理念应将第一至第四方阵的语言都纳入国民外语教育体系，将“20/200”种语言能力作为教育目标。外语教育不仅要重视大学外语专业教育，更要重视中小学外语教育和大学公共外语教育。外语教育不仅是外国语言、外国文学的教育，更应注重培养学生用外语讲述中国故事的能力、在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穿行的能力和国际对话能力( 参见 Byram2013; 王辉 2015，2017; 李宇明 2016a，2016b，2017b; 文秋芳 2016a; 杨亦鸣，赵晓群 2016; 赵世举，黄南津 2016;沈骑 2017) 。

中国公民应通过母语教育规划和外语教育规划实施，成为“三语者”或“四语者”。汉族成员能够掌握自己的方言，学好普通话，再掌握一门外语，成为“双言双语人”，或称“准三语者”;少数民族成员能够掌握母语，学好普通话，再掌握一门外语，成为“三语者”。攻读研究生学位的中国公民还要学习第二外语①3，成为“四语者”或“准四语者”。汉语方言和民族语言是文化之根，必须从小习得，深植心田。国家通用语言是人生活动中最常用的语言，是生活“主用语言”，国人必须熟练掌握，具备“口语体、书面语体、典雅语体”的“三语体”运用能力。外语是具有人生扩展功能的语言，能够开阔眼界，与世界对话。多语能力是当今世界各国对公民的教育要求，中国也已经开展大量相关教育实践。将多语能力培养明确纳入语言教育规划，中国的语言能力有望得到很大增长。

做好中华语言的国际传播教育规划也十分重要。首要的工作是努力推进汉语国际教育，帮助世界上愿意学习汉语的人学好汉语，帮助学过汉语的人用好汉语，把孔子学院等汉语国际教育机构办成世界和中国相互了解、相互学习的窗口，发挥其维护国际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作用。世界上很多人也想要学习中国的一些少数民族语言，如藏语、维吾尔语、满语等，民族语言的国际教育也应被纳入语言教育规划。

除了语言教育规划之外，其他许多语言规划都应开展起来，比如语言智能发展规划。规划语言智能发展将不断提高智能制造水平，保护和共享人类语言资源，最大限度减少信息边缘化现象，并找到应对机器人“入世”的伦理学对策。

总之，提升国家的语言能力才能更好地发挥语言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为全人类和谐的语言生活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中国是一个语言意识不够强烈的国度，历史上鲜见关于少数民族、外来使团语言面貌的记载。今天，虽然外语教育在我国已受到重视，但是我们对世界语言格局的把握仍显不够，对世界语言的研究更是不足，特别是对语言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认识很不到位。“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首先需要语言沟通，但“一带一路”的相关重大规划中语言规划较为罕见，国家出行的行囊中语言装备更是欠缺。正是由于语言意识淡薄，我国西部一些地区还有很多人不懂普通话，严重阻碍他们的经济发展; 世界上有7 000多种语言，我们了解的数量较少，能够进入语言教育规划的更是有限。在国际沟通和全球治理中，我们缺乏应有的语言能力，这应当引起学界、政界重视。

中国已从“本土型国家”发展成为“国际型国家”，然而国家的语言能力还停留在“本土型国家”水平，语言意识和语言能力滞后，语言视野狭窄。当下，我们必须认识到: “一带一路”，语言铺路; 国家出行，语言先行。作为一个“国际型国家”，我国必须研究语言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能够运用语言进行全球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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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李宇明、王春辉( 2019) 提出“语言功能分类”框架，将世界语言分为五大方阵，此外还有“文化语言”方阵。在这一世界语言格局中，第二、第四方阵具体包括哪些语言，还需根据一定的语言功能数据确定。每种语言的功能地位确定本身就是重大的研究课题。

(2) 本节曾是赵蓉晖等( 2018) 主编的《世界语言生活状况报告( 2018) 》的序言，此处略经改动后作为文章的一部分，以使全文更为完整，敬请理解。

(3)一位在英国学习心理语言学的大学一年级学生施今语在今年暑假回国期间，对笔者围绕语言学、个人相关问题进行了采访，其中一个问题是: “李老师，您在《中国语言生活的时代特征》一文中提出受过研究生教育的精英人才应当掌握两门外语。请问为何是两门外语? 两门外语之间是否有关系? 比如，英语、法语之间的关系与德语、越南语之间的关系差别特别大，该怎么选择?”她提出的第一外语和第二外语的关系，特别是如何规划这两门外语的学习，是笔者过去未曾思考但今后需要思考的问题。

［1］ Byram M.从外语教育到跨文化公民教育［M］.北京: 外文出版社，2013．

［2］ Smith A D.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M］.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3］ Wright S.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从民族主义到全球化［M］.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2．

［4］ 郭熙.华语研究录［M］.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2．

［5］ 韩震.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M］.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6］ 李宇明.“一带一路”需要语言铺路［N］.人民日报，2015－09－22．

［7］ 李宇明.正眼看世界——序“语言生活黄皮书”［A］.王克非． 世界语言生活状况( 2016) ［C］.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6a.I-III．

［8］ 李宇明.改善我国的外语服务——序《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指南》［A］. 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指南［C］.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b． I-III．

［9］ 李宇明.大华语: 全球华人的共同语［J］.语言文字应用，2017a，( 1) : 2－13．

［10］ 李宇明.提升国家外语能力任重而道远［N］.人民日报，2017b－02－06．

［11］ 李宇明.语言学是一个学科群［J］. 语言战略研究，2018a，( 1) : 15－24．

［12］ 李宇明.李宇明语言传播与规划文集［M］.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8b．

［13］ 李宇明，王春辉.论语言的功能分类［J］.当代语言学，2019，( 1) ，待刊．

［14］ 沈骑.外语教育政策价值国际比较研究［M］.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

［15］ 王辉.“一带一路”国家语言状况与语言政策( 第一卷) ［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16］王辉.“一带一路”国家语言状况与语言政策( 第二卷) ［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17］ 王建勤等.全球文化竞争背景下的汉语国际传播研究［M］.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5．

［18］ 文秋芳.“一带一路”语言人才的培养［J］. 语言战略研究，2016a，( 2) : 26－32．

［19］ 文秋芳． 国家语言能力的内涵及其评价指标［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b，( 2) : 23－31．

［20］ 杨亦鸣，赵晓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国情手册［Z］．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6．

［21］ 俞可平.全球化: 西方化还是中国化［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22］ 赵蓉晖等. 世界语言生活状况报告( 2018) ［M］.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8．

［23］ 赵世举，黄南津.语言服务与“一带一路”［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24］ 周清海.“大华语”的研究和发展趋势［J］.汉语学报，2016，( 1) : 13－19．

本文来源：《外语界》

本文原载自公众号：语言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