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服务百家争鸣 | 智库论辩

语言服务百家争鸣

颠覆者必然来自跨界或非典型竞争对手，所以并不存在机器翻译替代人工翻译，正如颠覆马车出行的不是驴车或者什么车，而是汽车、火车、飞机。无论大家是否能够接受，翻译工作被颠覆是必然的结果。

我文中这样估计的“翻译内容越专业，场景或任务越固定，标准越统一，翻译准确率就越高，替代人工翻译不是不可能。最后10%是人工的校对。”但是，最后10%的人工校对不是我们现在单纯翻译技能训练的毕业生能做的，这就是语言服务工作者的任务。翻译专业硕士必须和特定领域的专业院系跨界开课，学习特定专业领域1）最基本的专业知识，2）专业和专业词汇，以及各种专业表达。另外，翻译专业硕士必须结合特定专业，学习该学科或领域的各种语类（如期刊论文、案例报告和工程合同等）的知识内容是如何用英语和汉语构建和传播的，包括语篇结构、修辞手段、元话语使用和句法结构。翻译专业硕士必须向语言服务转型，这是避免和学术硕士同质化定位和教学的最好方法。

MTPE（机器翻译译后编辑）从严格意义上说已经不是现在的口译笔译了，是专业审校，相当于高级编审的工作，应该属于DTI层次。我理解，DTI是产学合作模式，方向自定。如果学校和企业合作专门培养机器翻译审校人才，就可以办DTI，MTPE肯定属于语言服务，毫无疑问。

机器翻译并不存在“准确率”这个东西，这是人工翻译圈强行下的指标，但至今无人能准确定义“准确率”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对自动译文的评价标准，机器翻译圈一般是两个指标，最流行的是BLEU，其次是TER。在此也呼吁不要再人云亦云，多些求是。

我们是老老实实做翻译的人，我们充分利用AI的成果，也不忘发挥自己的主动性。看到某厂翻译的sign everywhere，我们也没有揪住不放。大部分人工译员都是用手机的人，不必知道手机运行的原理。如果手机厂商指责我们不懂手机设计原理，请先把原理广而告之。

我近年在不同的场合呼吁，同仁们在开展翻译技术教学时，一定不要只停留在工具操作层面。操作的细节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反复回放观看。而技术的原理，尽可能多花时间讲透。比如说翻译记忆。怎么理解翻译记忆呢？诚然，在技术层面上它或许可以看作一个“记忆软件”。再往更广的时空看，我觉得翻译记忆技术的出现和商业化应用，让翻译生产的模式得以从个人生产加速向标准化规模化工业化生产的方式转变。

感觉高校的翻译技术教学确实被XXX等软件厂商带偏了，不是说软件不好，而是厂商在高校推广的手段太商业化，对翻译教学考虑的不多，造成很多学校盲目上项目，然后使用率并不高。九十年代专利局很多审查员就开始用国产CAT软件进行专利翻译，确实提高了效率。所以也不能怪教授们抵制，软件销售和翻译教学本来就在各说各话。

翻译课程的教师把翻译教好，我觉得就够了，翻译技术课程的教师把翻译技术交好，让学生会用机器翻译，树立正确的“机器翻译观”就够了，他们是机器翻译中兴时代的人，对机器翻译是天然接受的，你不让他们用他们还会偷偷用，至于不接受机器翻译的老师，我觉得是没有的，谁能懂所有语言？大家把自己各自该做的事儿做好，其乐融融，现在经济不景气，谁不得某个饭碗吃。但，不能仗着是专家就对另一行的一些核心概念赋予错误的解释，人在高处影响深远，误导后辈。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和机器翻译共生共荣的时代，而且要学习的东西太多，搞机器翻译的来搞“高质量的翻译”有很大的门槛，搞翻译的去搞“高质量的机器翻译”也有很大的门槛，知识体系完全不一样，能在一起共同讨论前沿趋势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千万不能搞不清楚问题瞎讨论。现在的“计算机辅助翻译”覆盖的面比已经广太多了，从之前的在翻译实践中应用技术，到现在将技术应用翻译教学、翻译管理、翻译研究，处处开花，从以前的只有翻译记忆、术语库这些上一代的技术，到现在人工智能技术处处开花，我们每个人的工作和生活都受到了巨大影响。我觉得，下一步更加务实才对，务虚的讨论真没啥必要。

北京大学软件与微电子学院是中国大陆第一所开设计算机辅助翻译专业方向的大学，俞敬松老师是这个专业方向创建人。从2007到2019，经过12年的教学实践，。从计算机辅助翻译到技术传播，从语言服务产业底端向中游发展，高端是全球化产品设计与营销。当前全国MTI都在向语言服务底端发展，培养最底层的语言转换的译者，而且还培养不出来，即使培养出来，译者工资和发展很有限，前景不好。同样毕业的学生，学习计算机辅助翻译的学生毕业后到翻译公司工作，北京是月薪8000元。学习技术传播的学生毕业后到信息技术公司工作，月薪16000元。如果你是学生，你选哪个？

软件、计算机、语言的跨界交叉培养语言服务人才的路子是一个方向，值得探索，本身还在不断改进中，同时期望能给出其他一般院校可复制的模型。

技术传播也解决不了翻译的问题，不是说华为都在缩减翻译部门吗？能用技术保留下来的经验数据，何必依赖陪养了十几年的人呢？就像我们所学所有知识都是前人的经验总结和积累一样。当有一天有人拿着一个储备了所有知识的芯片直接植入你的大脑，而你不再用通过学习获得知识才这叫人机结合吧

语言服务成为教育部目录学科是时代的需求，我最近有一篇文章详细谈语言服务的课程建设，希望对语言服务专业有借鉴作用，文章标题《高校翻译专业范式转移：从翻译专业（1.0）到语言服务专业（2.0）》。语言翻译专业也开启了专业教师与语言教师的合作的范例。

从培养应用型人才角度看，语言服务是今后外语和翻译教学的方向之一，但是当前的教师队伍无法适应教学需要，需要下大力气建设精通语言服务教学与实践的教师队伍。当前看，仅靠外语专业师资是不够的。

看起来别的学科转型自己学科+语言才是更简单的路径啊，外语人学习其他专业，周期长，也不系统。本来办学的人也没想明白培养出这么多的MTI学生去干啥，初衷不过是占坑吧……

其它专业学精外语更难，语言能力和其它技术能力完全不同，周长更长。外语专业要招理科生。

语言服务专业中，除顶层设计外，教师是本，先从教师组合与准备谈起。语言服务专业应区别于外语专业，如同区别于中文专业、历史专业一样，只有精准定位，才能谈及有效培养。

我认为，MTI学习阶段不应再学翻译理论了，因为学生来源基本都是外语专业本科生，翻译理论知识足够了。这阶段应该以具体专业知识为主，MTI 要划分专业，差异化培养，有针对性。这样出来的学生直接就能到相应专业领域去工作。我每年都带几个MTI学生，感觉他们最大的困惑就是不知道将来干什么，没人跟他们探讨未来，导师形同虚设，毕业论文千篇一律地都是关于翻译理论的，他们不肯把论文发给我，自己都觉得没什么价值。我觉得这样培养学生真有点误人子弟浪费家长钱财的意思。另一方面，社会需要大量的语言服务人才，特别是高端人才，国际化人才，学校应该根据社会所需培养真正有用的人才。教育改革势在必行。每个学校应有区别于其他学校的培养目标，有特色，这是一把手工程，一把手的眼界和胸怀至关重要，改革就要从根上改。特别是现在赶上了好时候，中国国际化步伐这么快，语言服务应该是大有作为。

企业全球化、对外传播、国际交流，不进需要翻译人才，还需要精通双语本地化、国际化、传播、技术、管理与营销的语言服务GILT人才。中国翻译协会发布的《2018中国语言服务行业发展报告》用详实的市场调研数据，指出中国市场对语言服务人才的需求状况。当前中国高校开设的翻译专业硕士学位MTI已经达到253所，其目标是培养翻译人才，同质化教育的问题是大量学生毕业后没有从事本专业。必须认识到翻译只是语言服务人才的一个方向，需要面相市场培养语言服务人才。北京语言大学今年开设本科翻译专业的语言服务方向，这是高等教育创新之举。从学科定位来看，合理的专业设置应该是以语言服务为专业名称，在此专业下，开设本地化方向、技术传播方向、语言技术方向、语言服务管理与营销方向、语言标准化等方向。当前影响语言服务人才培养的困难在于教育界各级领导和专家对语言服务市场不了解，高校缺乏语言服务教师队伍。可以通过自下而上的改革，加强校企合作进行学科教育。当前中国高校的困境是连最基础的翻译专业人才都培养不好，怎么能培养出语言服务人才？！不彻底改革培养方式，只能是越来越与市场需求脱节。十年翻译教育最大的困局是参与教育者不完明了或无力改变困顿的现状。专业教师培养与储备是解套的关键。国外没有语言服务专业，不是开设新专业的理由，可以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学科创新。既然是改革，就要冒一定的风险。如果稍微有一点风险就不干了，那就保持现状更好。

要想教出合格的学生，先要有合格的老师！我们有没有合格的老师？？我们当老师的先要有勇气革自己的命！扪心自问，自己到底会些啥？会的那点东西是否能服务社会需要？！

学科发展很多人在尝试创新，不过学科新专业方向的提出论证还是比较困难。首先，语言服务方向的边界比较难确定，这个已经讨论过很多次了；其次，国外也似乎没有同名的专业学位；再者，就业前景也比较不确定。16年在亚太翻译论坛我的发言题目就是“从翻译服务到语言服务，再到信息服务”。后来反思，如果把翻译专业硕士改名语言服务专业硕士是可以包含更多内容，同时也排斥语言外的东西，与发展趋势不相符合。另外，如果起名语言服务专业，那么对外汉语专业硕士，英语教育专业硕士就势必要变成语言服务专业硕士的子方向，实际上行不通。语言服务这个名称在社会和高校辨识度不高，难免要费一番口舌向其他人解释，技术传播这个术语已经让我们深深体会解释新名词有多困难。希望北语这个新专业方向能做大做强。有关部门曾经发布外语类专业包含外语、翻译、商务三个，把以前地位比较尴尬的商务外语纳入到外语的教学体系。如果设立语言服务专业，比较符合逻辑的分类方式是下设翻译、对外汉语、英语教育等，但是对外汉语专业硕士属于中文专业，除非外语专业与中文专业合并，例如像有些大学设立的语言与文化交流学院，就是合并了外语与中文专业。

就像翻硕一样，如何选出有潜力的翻译也是一门学问。我们和东南大学合作的目标之一就是从学生中培养，选拔，再培训，然后实现能用，好用的目标。我觉得对一个大学的学生最高的评价就是“好用”两字，一般评价是“能用”。检验好用不好用的标准就是用人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