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对话】徐然：翻译认知过程研究的发展趋势-李德凤教授访谈录

李德凤教授是世界翻译教育联盟（World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ing Association， 简称WITTA）理事长，澳门大学翻译传译认知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他曾先后担任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硕士课程主任、英国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翻译研究中心主任、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及翻译学讲座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星涛湾”讲习教授、亚太电脑辅助语言学习协会（The Asia-Pacific Association for Computer-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简 称 APACALL） 副会长、 欧洲翻译学会（The European Society for Translation Studies， 简 称 EST）出版委员会顾问等职。应国际著名学术出版社斯伯林格出版集团（Springer）邀请，目前他还担任斯伯林格《译学前沿》（New Frontiers in Translation Studies）系列丛书主编。

2018 年 8 月，笔者参加澳门大学主办的翻译认知训练营（Memento Bootcamp），期间有幸围绕“翻译认知过程研究的发展趋势”对李德凤教授进行了专访。

一、澳门大学翻译传译认知研究中心的研究理念

徐然（以下简称“徐”）：李老师，您好！首先请您谈一谈澳门大学翻译传译认知研究中心成立的背景和基本定位。

李德凤（以下简称“李”）：澳门大学翻译传译认知研究中心成立于 2014 年 12 月。我先谈谈它成立的大背景。翻译传译认知研究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70年代中后期到 80 年代初期，德国和北欧的一批学者开始尝试翻译认知过程研究，主要使用有声思维法（Think-aloud Protocols，简称 TAPs）研究译者大脑，即所谓的“黑匣子”，所关注的翻译模式以笔译居多。但有声思维的研究方法受到一些质疑，主要有三个问题 ：第一，研究者通过要求受试者边执行翻译任务边说出大脑的思考内容，这一做法改变了研究的生态效度，受试者的翻译速度可能减慢。第二，言语报告无法揭示受试者无意识的因素和自动化的过程。第三，研究者难以根据观察大脑思维活动的部分表象推断整个大脑的运作机制。

近年来，国际上一致聚焦认知、神经、大脑领域。神经科学是人类科学的最后一个堡垒，其中语言是很重要的方面。中国于 2018 年正式开启重大脑科学项目“中国脑计划”（The China Brain Project）。早前，美国、欧盟和日本分别启动了“美国脑计划”（The US Brain Initiative）、欧盟“人类脑计划”（Human Brain Project）和日本的“脑 / 思维计划”（The Japanese Brain/Mind Project）。神经科学、认知科学研究对双语转换缺乏直观的认识，而翻译认知研究可以为大脑研究提供一个特殊视角，关注人的大脑在双语转换方面是怎样运作的。希望翻译研究将来能够推动整个认知研究。

2014 年 1 月，我从伦敦大学到澳门大学工作，注意到翻译认知研究方法的改进和新设备的应用，我和同事感到翻译认知是值得我们再次关注的领域，无论是从个人研究兴趣、整个翻译学科建设，还是国际上神经认知科学的发展大势，澳门大学定位关注翻译认知会是很好的选择。于是我们决定使用“澳门大学翻译传译认知研究中心”这个名称，这就是中心成立的背景。

徐 ：请您介绍一下研究中心近年来从事的主要研究以及组织国际会议的情况。

李 ：研究中心成立后，澳门大学拨款建成了认知实验室。我们现有一台功能性近红外光谱扫描仪（fNIRS）、三台眼动仪、一台脑电图扫描仪（EEG）和一副眼动追踪眼镜。近几年我们的研究之一就是使用眼动仪进行口译研究，选题与口译实践和口译培训相结合，研究问题来源于口译实践，研究结果对口译实践和口译培训具有应用价值。比如过去三年，我们特别关注同传过程中的认知资源分配和认知负荷问题。其中一个研究关注口译过程中译员如何使用他们的眼睛，以及不同的使用方法与认知负荷及口译表现之间的互动关系。另一个相关研究针对同传的译前准备，如在没有准备、15 分钟或几个小时准备等不同情形下，对口译过程中认知负荷以及口译表现的影响。这是结合我们的研究兴趣、研究专长和现有设备开展的部分研究。此外，我们跟澳门大学健康科学学院袁振教授的团队合作，使用功能性近红外光谱扫描仪直接观察译者在做笔译、口译过程中，碰到不同的困难诱因（problem triggers）、采用不同翻译策略或者进行不同方向翻译时，大脑相关区域的激活程度。最近我们发表的四篇 SCI 论文都是基于 fNIRS 研究，有很多有趣的发现。

此外，研究中心还关注语料库翻译学研究。我们把口译译文转写后，进行文本分析，通过观察原文和译文文本中的转换特征，对翻译过程做一些推断。总体来说，研究中心的研究包括基于语料库的、基于眼动的和基于近红外光谱仪的研究。从研究路径来看，目前采取的是综合研究路径。借助语料库对翻译过程研究提供一些有效的假设，再通过实验进一步验证，如通过眼动仪和近红外光谱仪对基于语料库提出的假设进一步证实或证伪。这是我们的整体研究思路。

关于我们组织的国际会议，自 2014 年研究中心成立以来，我们连续五年举办翻译认知国际研讨会（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gnitive Research o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这是国际上第一个以翻译认知研究为主题的系列国际研讨会，每年 11 月的第一个周末开会。最初的三届会议在澳门大学举办，2017 年和 2018 年的会议分别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举办。我们邀请这一领域最活跃的国内外专家，他们代表翻译认知过程研究不同的研究方向。举办系列国际会议对我们自身的发展以及推动整个领域的发展都有意义，每年的参会人数也在不断增加。现在澳门大学翻译传译认知研究中心已经成为此领域世界上三大知名研究中心之一，另外两个是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和美国肯特州立大学（Kent State Universtiy）。

二、翻译认知过程研究的定位和发展趋势

徐 ：“翻译认知研究”与“翻译过程研究”是一回事吗？有的学者认为认知翻译学与翻译过程研究不同，前者的学理基础是认知语言学，后者的学理基础是认知科学。您的观点是怎样的？

李：概念厘清很有必要。我认为“翻译过程研究”有两大方向，一是社会文化研究路径，二是实证经验和实验研究路径。一般我们认为“翻译过程研究”不包含第一个方向（翻译的社会文化过程），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现在所做的描述性翻译研究实际是翻译的社会文化过程研究，比如说作品是如何选择出来的，译者采用什么翻译策略，影响翻译策略的相关政治、文化、经济和历史的意识形态等因素，以及译作进入译入语文化的传播接受情况。这类研究从社会学的视角关注翻译作品生产的宏观过程，不一定描述整个过程，可能关注其中一个阶段进行描述。

第二个方向是通过实证经验和实验研究翻译过程。其中语言转换部分是我们关注较多的，也就是看经过大脑活动，一个语言进去、另外一个语言出来的过程，这是我们谈得较多的所谓“翻译过程研究”（Translation Process Research）。阿恩特·雅可布森（Arnt Lykke Jakobsen）教授提出了“翻译过程研究”这个概念，但没有认真去定义它。不定义概念，概念可能出现重合或所指不同，因此厘清概念非常重要。我认为“翻译过程研究”是个更广义的概念，可以跟其他学科结合，充分体现翻译研究的跨学科性。从研究路径来讲，“翻译过程研究”可以包括语料库研究方法、行为研究方法和神经科学的研究方法等。例如最早埃里克森（K. Anders Ericsson）和西蒙（Herbert A. Simon）用口头报告（verbal report）作为研究方法（Ericsson，Simon，1980），是和心理学的结合，现在和神经科学、认知科学结合，是我们所说的“翻译认知过程研究”。

国内一部分学者认为认知语言学是“翻译认知研究”的基础。我认为认知语言学可以为“翻译过程研究”提供理论支撑比如隐喻是认知语言学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我们去研究它的翻译认知过程，可以借用认知语言学的理论，但它是众多可与“翻译过程研究”结合的理论之一，还有很多理论可以和“翻译过程研究”相结合，包括认知语言学、神经科学、认知科学、心理语言学的理论，甚至文化学的理论等等。

徐 ：请您谈谈翻译认知过程研究发展的趋势。翻译认知过程研究在翻译研究中是如何定位的？

李 ：我曾经对翻译学的现状与发展趋势做过一次调研，使用《翻译研究书目库》（The Translation Studies Bibliography）调查了 2010 年到 2015 年的论文发表情况。发表论文最多的主题应该是大家最关注的领域。调查结果显示发表最多的就是翻译过程研究，六年内共发表 848 篇／部论文、专著和论集。排在第2 位的是口译研究，共发表 497 篇／部，排在第 3 位的是语料库研究，共发表 460 篇／部。从数量上看，翻译过程研究几乎是口译研究和语料库研究的一倍。翻译过程研究目前依然是非常活跃的研究领域。

翻译活动的三个基本要素即译者（participant）、翻译过程（process）和翻译作品（product）。但很多时候在相关研究中，翻译过程和翻译作品处于分离状态。我认为要把翻译过程和翻译作品结合起来。也就是说，要想把一个翻译过程说清楚，研究者必然从作品到译者，再到他的翻译过程，实现译者、翻译过程和翻译作品的交叉融合，进行多源数据分析（triangulation），这样才能真正把翻译过程说清楚、理解透。因此，我认为最具发展潜质的就是翻译过程研究。基于这一考虑，认知过程研究，或更宏观一点，认知、神经和翻译认知过程研究应该是翻译学未来发展强有力的增长点。它能带动整个翻译学科的研究方法、跨学科性的提升和学科内部的融合。

徐 ：翻译认知过程研究在国际上发展近况如何？有哪些重要的研究问题？

李 ：国际上关注翻译认知过程的研究者越来越多。从相关国际会议来看，澳门大学传译认知研究中心自 2014 年至 2018 年连续五年举办翻译认知研究国际研讨会。另一个系列国际研讨会是国际翻译、传译和认知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Translation, Interpreting and Cognition）， 每 两 年 举 办 一 届。2017 年首次在阿根廷的门多萨大学（University of Mendoza）举行，2019 年在德国格默斯海姆的美因茨古腾堡大学（Johannes Gutenberg University of Mainz）举行。另外，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Autonomous University of Barcelon）的 PACTE 小组也在做相关研究，并组织国际会议。可见，全世界不同地区越来越多的学者都关注这一领域。在 2018 年香港浸会大学召开的国际翻译和跨文化研究协会（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ranslation and Intercultural Studie，简称 IATIS）第 6 届国际会议上，翻译认知过程研究是翻译学研究最大的领域。这一主题的分论坛贯穿四天会议始终，甚至有两个平行小组同时讨论。可见，从研究者数量来讲，规模越来越大。2018 年，里卡多·穆尼奥斯（Ricardo Muñoz）创刊认知翻译学国际期刊《翻译、认知和行为》（Translation, Cognition & Behavior），则是这一领域发展的另一重要标志。

从研究问题来讲，实验研究是大家关注较多的，此外还有以汉娜·瑞斯库（Hanna Risku）为代表的翻译情境性的研究（translation in situ），莫琳·埃伦斯贝格尔·道（Maureen Ehrensberger-Dow）所强调的工作场所的翻译认知（translation cognition in the workplace）以及穆尼奥斯所强调的“4EA”认知，即具境性（embedded）、具身性（embodied）、延伸性（extended）和情感性的（affective）认知，等等。

当然大家有一些争论。瑞斯库强调翻译情境性的研究，她对实验范式的翻译过程研究的生态效度有所质疑。与之相反，阿道夫·加西亚（Adolfo M. García）做的是纯粹的神经语言学研究，实验材料不是句子，而是单字。他设计实验任务时，是当做翻译任务来设计的。加西亚认为工作场所的翻译认知有太多变量无法控制，如采用观察法，所得出的结果不够严谨。我认为这两类研究是互补关系，可以互相验证。我们做研究的目的是去接近真理，不是仅仅通过一个研究，而是通过一系列研究，最终趋近事实。所以我认为它们之间并不矛盾。

三、翻译认知过程研究和语料库研究的关系

徐 ：请您谈一谈翻译认知过程研究和语料库研究之间的关系。

李 ：整个翻译学科目前实证研究趋势非常明显。如果谈语料库和翻译认知过程研究之间的关系，二者采用的研究方法是相同的，都是实证研究方法，在目前主流的描述性翻译研究中占据重要位置，是描述性翻译研究的两支主力军。

语料库的优点是比较方便，虽然建立语料库要花大量的人工，但不需要去购买设备，只要掌握技术即可。不利之处在于语料库只能做基于文本的分析。比如说，笔译过程或者一个翻译作品生产的过程会受到很多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使用语料库分析文本，对翻译过程是无法做出准确判断的。再比如，口译原本是个多模态的活动，一旦转成文本，很多有价值的辅助信息就丢失了。

语料库目前跟认知研究可以很好地结合 ：语料库研究能为我们做翻译认知过程研究提供一些假设和一些基本认识。这些假设再通过认知过程研究进一步证实或者证伪。这是目前语料库与认知研究之间的关系。

另外，语料库研究的一些做法对于翻译认知过程研究也有借鉴意义。语料库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确保收集语料的真实性和代表性。做翻译作品研究建立语料库时，我们会做副文本标注，比如 ：入库的是哪些语料、为什么入库、如何采样、如何去噪等。建立用于认知研究的数据库时，首先一定要做好数据本身的质量控制，包括收集数据过程中的变量控制，效信度的保障和生态效度的考虑等。第二，要做好副文本的标注，应明确记录实验设计、受试者基本信息以及受试者经验等相关因素是如何控制的，这些信息也需入库。这些做法对认知研究很有借鉴意义。从长远来讲，建立用于认知研究的数据库也可减少后续研究的成本。

四、技术变革下的翻译认知过程研究

徐 ：您认为技术方面的变革，对于翻译认知过程研究意味着什么？

李 ：翻译认知过程研究受益于技术和工具的不断进步，从有声思维法（TAPs）应用到翻译研究，到阿恩特·雅可布森发明键盘记录应用软件 Translog，再到迈克尔·卡尔（Michael Carl）完善 Translog II软件，并探索眼动仪和 Translog II 软件的融合使用。目前随着技术进一步发展，研究者们又尝试使用功能性近红外光谱扫描仪进行翻译认知过程研究。

技术日益完善，比如眼动仪精度越来越高，采样率从 300HZ 到现在已经达到 1200HZ。我们收集的数据越来越完整，但对研究者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比如采样率到 1200HZ 的时候，收集的数据也会越来越多，对于如何有效处理数据，如何准确分析数据，都会有新的要求。在这方面，翻译研究者们普遍比较薄弱。目前在必要的时候，合作研究是比较妥当的做法。比如澳门大学的翻译认知传译研究团队在使用功能性近红外光谱扫描仪时，就和脑成像团队合作。合作研究可以节省时间，数据分析出来也更有信心。所以技术提高了，给我们带来机遇，同时带来更多挑战。但归根到底，它肯定会推动翻译认知过程研究领域的发展。

五、给年轻研究者的建议

徐 ：您认为在研究方法和论文发表方面，年轻的研究者应该给自己提怎样的要求？

李 ：第一，我觉得翻译博士教育亟待加强研究方法论，不管研究者是做思辨还是实证研究，这对实证型的研究者更加重要。论文发表要补的第一课就是研究方法论。我建议大家可以去修社会学系、教育学系的研究方法论课。比如大家做问卷调查的时候，怎么做到提问没有任何导向性，让受试者不受任何干扰地回答问题。如果不仔细了解问卷调查的规则，调查出来数据就没有用，也不可信，对读者来说没有价值。

第二，大家在学术写作方面也很欠缺。比如实证研究的方法必须达到“厚重描写”（thick description），也就是说，当另外一个人按照你的研究设计操作，应该可以完全复制你的研究，这就说明你的研究方法描述清楚了。但恐怕有人不敢在研究方法上做到“厚重描述”，因为对自己的研究缺乏信心。所以研究方法的“厚重描写”是对效信度的一个基本要求。

第 三， 我 们 必 须 要 记 住 ：不 管 是 眼 动 仪，Translog 软件，Inputlog 软件，R 语言或是 Python 编程语言，始终都只是一种工具，仅此而已。工具只是帮我们把数据呈现出来。博士生要想真正做好研究，首先必须对翻译学和翻译过程研究有一个整体把握，对相邻学科（如认知、神经科学）有一些了解，研究问题要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去寻找。